她是佳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、儿科主任医师。半个多世纪前，她离开故乡北京，前往佳县人民医院任职，此后一直扎根陕北，推广新法接生、创办佳县第一个独立儿科，大幅度降低当地婴儿死亡率。

　　当环球人物记者沿路打听她的住址时，不论是餐馆服务员，还是路边环卫工，都会热情地指路：“往那边走，她家就在医院旁边的那条巷子里！”

　　巷子尽头的窑洞就是路生梅的家。大门旁的灰墙上，有个醒目的红色“福”字。小院中间摆着几个花盆和泡沫箱，里面种着小番茄、小米椒等。“这阵子太忙了，养得不好，有些藤蔓蔫巴了。”路生梅说。

　　自9月13日被授予“人民医护工作者”国家荣誉称号以来，路生梅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。和环球人物记者见面前，她在榆林市连续两天参加了5场宣讲活动。

　　为了不让记者久等，活动一结束，她就坐1个半小时车赶回佳县。如此紧密的行程，连年轻人都有点吃不消，更何况已经80岁的路生梅。

　　记者到达她家时，透过玻璃窗看到她正扶着有旧疾的腰，缓缓从炕上起身。尽管神色疲惫，嗓子也有些哑，但她依旧打起精神，笑眯眯地对记者说：“你们从北京过来，等了我两天，总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。”

　　伴着窗外的夜雨，路生梅讲起一个北京姑娘如何落户陕北县城，并在此扎根奉献半世纪的故事。

　　早年，佳县人民医院的住院部没有卫生间，大家只能用楼下拐弯处的一间旱厕。那天，她正准备下楼上厕所，结果来了一个高烧惊厥的孩子。

　　“情况可急了，我必须先把这孩子处理一下。等弄好了，我就赶紧往厕所那边跑，但已经憋不住了，半路上就尿裤子了……”

　　1944年，她出生于北京后海西沿的一座四合院里。因院中的梅花正好盛开，家人给她起名“路盛梅”。但她小时候总学不会写“盛”字，最终改名“路生梅”。

　　从小，她就觉得“医生穿白大褂很潇洒”，梦想成为一名医生。1963年，她如愿考入北京第二医学院（现首都医科大学）。该校本是北京市招生、北京市分配的，但等她毕业时分配方案变了。她被分配到陕西佳县县医院。

　　路生梅此前从没听说过佳县，想象不出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临行前，家人给她备好了被褥和衣服，她自己准备的除了书就是课堂笔记。

　　1968年底，她踏上离京的火车。上车前，她对来送行的哥哥和表妹说“谁也不能哭”，结果火车开动时，他们都会忍不住哭了。她当时没想到，日后还有许多流泪的时刻。

　　初到佳县，路生梅很不适应。彼时，佳县吃水、用水得靠驴从黄河拉，可即便是浑浊不堪的黄河水，一人一天也只能分到一瓢；洗澡成了一件难事，跳蚤、虱子让人防不胜防；和北京的一日三餐不同，当地习惯每天只吃两顿饭……

　　“好在我耐饥饿的能力还可以。”如今回忆起来，她是笑着说的。但当年身处艰苦环境中时，她总哭，“用水困难的时候哭，出诊走累的时候哭，摔跤了也哭”。

　　“医院就是那么几排窑洞，门诊只有一个化验室、一台显微镜，只能查血常规、尿常规、大便常规。”有时路生梅即便知道治疗方法，也难以实施救治。看到病人的痛苦，她想：“咱们国家怎么还有这么苦的地方啊？”

　　咬牙坚持时，路生梅总会记起毕业时班主任的一句话：“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，哪怕你生活在石头缝里，也要记住天职。”

　　她记得，在来佳县的路上，她认识了第一个佳县人，对方知道她来佳县当医生后，一路照顾她，兜里的钱只够买一个饼，却默默掰了半个给她吃。

　　她也记得，她顶着大雪走10里山路下乡给患儿看病，摔了40多跤。临走时，孩子母亲拿出一双自己做的鞋送给她，诚恳道谢：“你穿上它，少摔几跤。”

　　“那时佳县穷，但这里的人特别憨厚实在，没有花言巧语，给你拿一根葱、一个萝卜，那都是真心实意的。”路生梅愿意为这些人留下。

　　1969年，在给党支部写的思想汇报中，她许下承诺：“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。”

　　没人想到，路生梅说到做到了。退休后，她依然坚守佳县。许多人小时候被父母带着找她看病，长大后又带着孩子甚至孙子找她看病。

　　佳县人民医院内科护士长魏雄美记得，前两年她和路生梅一起下乡义诊，早上8点出发，计划中午12点结束。结果到时间了，路生梅坚持再多等一会，担心有些老人行动不方便来晚了。

　　饿着肚子等到下午快1点，果然又来了两个人看病。路生梅高兴地说：“幸好咱们等了，不然这两人来了就没法看病了。”

　　“她心里装的都是别人，总考虑别人年纪大了，没想过自己也快80岁了。”魏雄美还能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。

　　之前，路生梅因腰伤只能卧床休养。但只要电话一响，她还是会接。魏雄美劝她：“你都起不来了，不能不接电话吗？”路生梅不愿意——她的电话是患者的“健康热线”，万一人家打过来真有急事呢？

　　路生梅在很多采访中说过，自己的性格深受丈夫高正胜的影响。“过去，我其实是有点清高的那种小姑娘，想的是‘我不占你的便宜，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’。但我爱人不一样，他是宁愿自己吃亏帮别人、帮完还不声张的那种人。”

　　高正胜出生于榆林市绥德县农村，卫校毕业后，在佳县县医院当护士。“当年，我奶奶告诉我，找对象，不要只看这样的一个男人对我怎么样，还要看这样的一个男人对别人、对工作怎么样。”路生梅记着这句话，发现高正胜就是那个“对的人”。

　　有一年冬天，一名村民被石头砸到腿。高正胜骑着摩托车送外科医生去现场出诊，回程时摔倒在河滩上，腿摔断了。回到医院后，同事都急着给他做手术，但听说有个患心脏病的产妇即将分娩，他坚持让医生先把手术室给产妇用。

　　说不清变化是在哪一刻发生的，路生梅也开始觉得帮助别人时“能自己吃点亏”，关键时刻，还可以为人民利益付出生命。

　　2020年，新冠疫情暴发时，她写下请战书：“不要嫌我老，我愿把生命留给患者、留给年轻的同行们。”

　　1971年，她怀孕了。医院不允许职工在宿舍里坐月子，而高正胜和她都不是佳县本地人，没别的住处。

　　“租房子对我们来说也很困难。虽说我一个月工资47块钱，我爱人一个月挣28.5块钱，但在佳县，我们柴要买、煤要买，水也要买——还不一定买得到。再租个房子，我们负担不起。”

　　思来想去，路生梅决定回高正胜老家生孩子。“我爱人的一个同学是绥德的妇产科医生，技术也挺好的，我们本来联系好了她来给我接生，偏偏不巧，我赶在正月初五生，人家回老家过年了。”

　　好不容易自己把孩子生出来，路生梅坐起来准备给孩子剪脐带，刚一起身就昏倒了。高正胜慌忙给她注射了5管葡萄糖。

　　“意识即将清醒时，我感觉自己好像走进了一个山洞里，黑漆漆的。我往山洞外边走，越走越亮，突然看见了毛——其实是我生孩子躺的那张炕旁边贴了好多毛。”

　　她刚来佳县工作时就发现，好多新生儿感染新生儿破伤风，一些产妇产后也出现高热昏迷的现象。原因在哪？她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有一次去村里出诊，看到接生婆拿着生锈的剪刀给孩子剪脐带……

　　“即便我是医生，那时生孩子也这么不容易。”路生梅没能休息太久。孩子出生第三十二天，她把孩子留在婆婆家，独自出发，一路走到绥德县城，第二天早上6点坐班车回到佳县。孩子出生第三十四天，她便回到医院上班。

　　1981年，路生梅时隔10余年第一次回到北京，在北京协和医院进修，其间碰到一名老同学。对方一见到她就哭了，说：“花生豆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

　　“那是我在校时的外号。我以前又白又胖，个子小小的，同学们就叫我‘花生豆’。”路生梅对记者解释说。

　　1983年，她到西安儿童医院进修，越看人家的儿科越羡慕。“我孩子以前在绥德得肠炎，抱到医院去治，过几天肠炎治好了，又染上肺炎。这种情况在我们医院也常有，主要是因为内科病人和儿科病人住在一起，交叉感染了。”

　　1984年，在路生梅的推动下，佳县人民医院终于有了儿科，无数孩子和家庭受益。

　　“我两个孩子小的时候，每逢儿童流行病的高峰期都要病一场。有可能是因为我从医院带回来的病菌，也有一定的可能是家长带孩子到我家里来看病时传染的。我孩子病了，我也顾不上，他们就只能自己到医院找熟悉的阿姨打针。”说到这里，路生梅有点难受。

　　2016年，在路生梅坚守佳县的第四十八年，她的事迹开始被广泛报道，一系列荣誉接踵而至。因为领奖，她有更多机会回到北京。

　　每次回京，她喜欢在后海逛几圈，再沿着小时候上学的路走一走，有时也去北海、颐和园、香山转一转。

　　“香山的香炉峰被称为‘鬼见愁’，但那儿哪有佳县这边的山高啊！我见过这里的山，再去香山，根本‘不愁’。”

　　今年9月底，路生梅又一次来京，参加“人民医护工作者”国家荣誉称号的颁奖典礼。按要求，必须有两名亲属陪同，路生梅选择带上两个孩子。

　　“我对这对儿女说，过去亏欠你们的太多了，这次是妈妈给你们最好的礼物。”但紧接着，她又提醒儿女：“妈妈的荣誉是妈妈的荣誉，不是你们的。你们的人生还要你们自己去打拼。”

　　·2024年10月12日，路生梅（右）在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正常采访。（杨皓 / 摄）

　　她身上有时代的印记，比如特别谦逊、特别节俭。不久前，她到北京大兴机场坐飞机，那趟航班不提供餐食。登机前，随行的工作人员提议在机场吃晚饭，但她觉得机场的餐食太贵，于是从包里拿出亲戚给她带的糕点，一人分几块，就当晚餐了。

　　“有时我去看她家的冰箱，那些菜看着都蔫得不行了，别人要扔，她也不同意。”魏雄美说。

　　她会穿粉色羊毛衫，说“这件衣服配我的白大褂特别漂亮”。她爱好广泛，写毛笔字、绣十字绣、钩织毛线……这半年多以来，她开始学打扑克。“我以前不会打扑克，怕得老年痴呆，就学着打一打。他们老说我牌出错了，瞎打，但我觉得我牌技还可以啊！”

　　几年前，在老年大学的课堂上给自己起网名时，路生梅突然想起一句诗：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她把“一段香”记成了“一股香”，于是有了网名“一股香”。

　　“我后来知道写错了，但错就错了吧，不改了。有些人的网名不知道改了多少次，但我这人比较执着，既然选定了，那就用这个，就像决定了要做一件事，那就一直做下去。”

　　在完成“为佳县人民服务50年”的承诺前，路生梅也有过思想斗争，但最终选择“做下去”。她说，最朴素的动力就是一句话：人要说话算数。

　　“我现在每周一三五出诊，有时候累了，早晨不想起，但一想到话都说出去了，还是得去。病人不多，但我宁肯在那儿等病人，也不要让病人到那儿找不到我。”

　　从24岁到80岁，路生梅已在黄河岸边扎根56年，留下经久不散的“一股香”。如今，这股“梅香”越飘越远，温暖的不只是那一座陕北小城。